此书本来是梁启超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写的序言，然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

因此，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西藏现代化建设，也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的治藏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心系西藏各族人民，始终坚持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确保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特别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四）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2020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会议确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中的指导地位，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样要求必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西藏现代化建设。就西藏而言，西藏法治现代化同样是全面推进西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了总体部署。就西藏的具体特点来看，除了需要继续加强维护国家安全、促进民族团结、确保生态环境、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改善民生等重点领域的立法，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维护网络安全、促进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立法，构建完善的西藏法律制度体系。

从四个确保的具体内容来看，无论是确保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边境巩固和边境安全，还是确保西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境良好，法治始终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保障作用。与中央的规划相对应，未来五年，西藏法治化程度应当得到明显提升。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

在司法实践中，某个法院针对某个合同纠纷做出的民事判决是有效力的，原因在于，这个民事判决是根据民法典做出的，民法典为这个民事判决的效力提供了依据。在李大钊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不断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新境界。从宋明理学的发生机理来看，正是基于对外来佛学的借鉴与吸纳，才孵化出新的、自主的宋明理学。（三）对外来法学知识进行选择性借鉴的若干参照蔡枢衡针对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法学状况，还有一个概括性的批评：今日中国法学中，未曾孕育中国民族之灵魂。

起立是一种仪式，表示对法官的尊重并向法官致礼。百年以降，关于中华法系以及新中华法系的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文献。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进程中，外来法学知识能够产生重要的孵化作用。因为，在一个法理化的时代，法学知识体系中的法理，通过为立国、立法、立政提供根本的理据，可以承载中国民族之灵魂。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理解为法律的纵向移植。[32]古今之间的这种变迁可以解读为：在经学时代，中国民族之灵魂主要凝聚于经学。

早在1923年，李大钊就相信：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18] 张晋藩：《重构新的中华法系》，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年第5期，第6页。然考其本质，无一为自我现实之反映。

在其他国家的法学知识体系中，很少看到关于党规与国法相互关系的讨论，但在当代中国，它却是一个绕不开的法学主题。文艺复兴也被理解为古学复兴。

[1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9页。基于这一问题意识，结合中国法学知识体系所处的时空方位，着眼于古今之间与中外之间，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应当聚焦四个方面，它们分别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中国化表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加强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

在当代中国已有的法学知识体系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已经结出了大量硕果。[4] 李大钊：《狱中自述》，载《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从文艺复兴的角度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不仅可以为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还可以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拓宽视野。[1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7页。三、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如果说，经过中国化表达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从思想引领的角度进入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经过时代化再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从历史传承或文艺复兴的角度进入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那么，把中国当代的法治实践进行理论化提炼，就是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推进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一个当代要去面对的中国之问与时代之问。

（二）从中国自主看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从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目标来看，这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本特征就是中国自主。在清末以前，中国民族之灵魂主要是由传统的经学来表达的。

四、加强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还有一个维度，那就是加强外来法学知识的选择性借鉴。无一为国家民族利益之代表者。

然而，随着经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瓦解，中国民族之灵魂随之飘散，中国社会随之进入后经学时代。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对于改进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所提出的原则性要求。

梁启超写于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最末一节论清代学术，称：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古学复兴时代。正如前文所述，在李大钊的笔下，唯物史观已经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法学理论的立场与方法。这种单一制的国家结构理论在毛泽东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得到了中国化的表述，针对十大关系之一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在制度层面，关于枫桥经验的理论与知识、关于全民普法的理论与知识，还有前文提到的关于调解的理论与知识，都是从中国当代的法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15]由此可见，梁启超把清代比作欧洲的文艺复兴期，他希望通过复兴中国古典的学术思想，让中国古典的学术思想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

[1]根据斯宾格勒概括的历史的托勒密体系，我们可以提出法学的托勒密体系。[6] 《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61页。

按照罗素的看法，文艺复兴通过复活希腊时代的知识，创造出一种精神气氛：在这种气氛里再度有可能媲美希腊人的成就，而且个人天才也能够在自从亚历山大时代以来就绝迹了的自由状况下蓬勃生长。进一步追问：民法典的效力从何而来？我们可以回答：民法典是国家立法机关根据宪法制定的，宪法为民法典的效力提供了依据。

（三）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虽然可以从文艺复兴与新中华法系这样两个不同的角度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但就本文的核心旨趣而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化再造，主要还是作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一个路径、一种方法，直接服务于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建构。[30]吴经熊的这些自述，正好可以为蔡枢衡的论断提供佐证：吴经熊偶然获得了霍姆斯的友谊，由于受到了霍姆斯的鼓励，便立志将中国法律霍姆斯化。自先秦以来，人心的得失与向背，一直都是中国政治法律领域内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人类的综合意思，也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传统中国盛行礼治，《史记·礼书》中的说法是：礼因人心，非从天下。[29]数年之后的1927年1月，已经回到上海的吴经熊被任命为法官，他在写给霍姆斯的信中说：我将有大量机会来做法律领域创造性的工作了。

（一）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已经取得的成就数十年来，关于中国当代法治实践的理论化提炼，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在汉代，源于西天的佛学、佛教传入中国，经过数百年的本土化演进，终于在唐代形成了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自主的佛学与佛教。

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复兴中华法系既是一项中国工程，也是一项世界工程。[30] 吴经熊：《超越东西方》，周伟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